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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4年7月，检察院以“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”为由申请撤回起诉。法院经审查认为，涉案伪造证件数量多为1至2本（张/个），且未用于其他犯罪活动，依据《刑法》第十三条“但书”规定及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一百七十七条，裁定准许撤回起诉，并对十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。裁判核心观点强调：认定此类犯罪需综合考量数量、用途、后果等情节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避免机械适用法律。（入库编号：2024-18-1-237-001，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：田某某、刘某某等十二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，买卖身份证件准许撤回起诉案——对于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和买卖身份证件行为入罪的综合裁量）

　　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条虽未明文规定买卖国家机关证件、身份证件的入罪数量标准，但司法实践中普遍通过司法解释和地方裁量基准确立“门槛”，以区分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。例如，最高法《关于办理与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07〕11号）明确，伪造、变造、买卖机动车证件“三本以上”构成犯罪；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亦规定，买卖两本以上伪造护照可处行政拘留。

　　本案中，田某某等人涉案证件数量均未超过两本，且用途限于个人生活需求（如务工、婚姻登记），未引发其他违法犯罪后果。参照“三本入罪”的惯常标准，其行为未达到刑事追责的严重程度。同时，根据《刑法》第十三条“但书”精神，司法需兼顾“法益侵害性”与“处罚必要性”，避免将轻微危害行为一律入罪。例如，若购买伪造身份证仅为解决超龄务工问题，未用于诈骗、洗钱等犯罪，则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，行政处罚足以实现惩戒目的。

　　刑事责任的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既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，也要评估客观危害结果。本案中，法院重点审查了以下因素：

　　首先，主观目的与行为性质。被告人购买伪造证件多出于“被动需求”（如补明、务工年龄限制），而非主动实施诈骗、逃税等犯罪。例如，王某乙购买改小年龄的身份证仅为满足招工条件，杨某某购买特种行业操作证仅为求职资质。此类行为虽违法，但主观恶性较小，与“以伪造证件为工具实施其他犯罪”存在本质区别。

　　其次，客观后果与法益侵害。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的核心法益在于公共信用与管理秩序。若伪造证件未被用于扰乱社会管理（如虚构身份骗取社会福利、干扰司法调查），则实际危害有限。本案中，涉案证件未流入犯罪链条，未对国家公信力造成实质性损害，故认定为“情节显著轻微”。

　　最后，数量与情节的联动评价。司法解释虽以“数量”作为入罪参考，但绝非唯一标准。例如，若行为人买卖一张伪造身份证用于杀人潜逃，即便数量少，亦可能因后果严重而入罪；反之，购买三本伪造证件仅用于个人收藏，未造成实际危害，仍可能因情节轻微免于刑责。本案裁判体现了“综合裁量”思维，即在数量基础上，结合用途、后果等动态评价社会危害性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